财经车长久以来，美元基金缔造了中国投资业最多的财富故事和都市传说，以致于人们长期忽视了另一个重镇的存在：广袤的人民币基金市场。但今天，毋庸置疑的是：中国本土基金已经是更不可忽视的玩家了。经历了数十年风云变幻，人民币基金在资本游戏中获得了更多筹码，也遇到了更大的挑战。人民币基金的发展与政策引导如影随形，市场多变而迷人，稳定只是一时假象，变化才是一切的答案。但无论路途如何曲折，浪潮不会停滞，资本也不会撤退。拥抱变化，要谋长望远，一时成败不足以论英雄；与其随波逐流，不如亲征潮头，要以社会发展为己任，探索硬科技，直入无人区。只要一直“置身事内”，厚积待发，未来定会有更好的时间。9月21日，36氪“置身事内”2022中国基金合伙人峰会在杭州举行，汇聚先锋力量，成为见证者、参与者，亲历周期的更迭，感受时代变化的汹涌。
整理｜黄祝熹、田雨
新的游戏，如何继续？有一本畅销书的名字可以贴切描述：叫做“置身事内”。一切正如书中所言：“我们生活在这个机体中，我们的发展有赖于对这个机体的认知。”我们也都知道一个朴素的道理：能够长期生存下来的物种，不是最强壮，也不是最聪明的，而是最能适应时代变化的。
在过去的几十年中，中国政府以政策引导、母基金等种种形式支持和引领着投资行业发展。随着政府展现出更加巨大的影响力，投资机构拥抱改变的意愿也愈发强烈。置身于新历史语境下的基金掌舵人们，会如何理解这个时代？
第一场圆桌会议与峰会主题同名，甫一开场，就把思绪带到了浪潮中流。参与第一场圆桌的嘉宾有元禾辰坤高级合伙人王吉鹏，德同资本董事长&创始主管合伙人邵俊，金沙江联合资本主管合伙人潘晓峰，启明创投合伙人于佳，德弘资本董事总经理王玮，主持人是东方富海合伙人王兵。
置身事内
置身事内的头部机构们
王兵：感谢36氪的邀请。今年是非常特别的一年，大家可能都有这种体会。今年，因为疫情，行业的交流相对往年少了一些。今天第一个论坛的主题，也是本次活动的主题，叫“置身事内”。这是一本书的名字，是复旦大学的兰小欢教授的著作，这本书讲的是我们在体系里面怎么与体系互动，如何从中找到属于我们自己的机会。中国过去的40年见证了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经济发展，相信很多美元基金的合伙人都是这个时代变化的收益者。在圆桌讨论的开始，想请各位先简单介绍一下自己和自己所在的机构。
王吉鹏：大家下午好，我是元禾辰坤的王吉鹏，我们从2006年开始做人民币的母基金投资，是中国第一支市场化的人民币母基金，到今年是第16年，非常有幸参与和见证了中国股权投资市场的发展。过去16年我们投资了超过80个GP，150多支基金，通过他们在全中国投资了3600多个项目，已上市项目超过200个。中国股权投资市场确实经历了特别大的变化，我们说越做越久，越做越谨慎。希望今天可以跟大家和其他几位嘉宾一起分享。
邵俊：各位好，非常荣幸参加36氪的活动，这也是我首次来参加36氪的峰会。德同资本是在2006年成立的，之前我在上实集团内部做风投。为什么是2006年，大家如果回顾一下中国资本市场，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分水岭、里程碑，就是2006年中国资本市场实现了股权分置改革。今天股权投资都是一级市场，一级市场投资在2006年之前投进去的股票叫法人股，即使公司上市之后也不能在公开市场抛售，严格意义上来讲，2006年被认为本土人民币股权投资的元年，如果不流通就不存在这个市场。
我们从做美元基金开始，到2010年的时候开始做人民币基金，目前人民币基金的规模超过美元基金，加起来200亿人民币左右，投资了200多家企业，实现完全退出超过100家，目前被投公司在A股上市、成为A股公众公司的超过30家。谢谢！
潘晓峰：大家上午好，我是金沙江联合资本的潘晓峰，从2005年开始做美元基金，最早的想法是“硅谷理念，中国实践”。2009年我们得到元禾的支持开始尝试做人民币基金，现在以人民币为主，目前总管理规模大概是60亿人民币，主要投资方向是硬科技领域，几大产业板块：新能源汽车、新能源光电、机器人、人工智能等。做了15、16年投资，越做越忐忑，也是越做越小心。我想这几年的改变是从“硅谷理念中国实践”到“中国理念中国实践”。刚才主持人也讲了置身事内，我们本身是整个集体的一部分，大家共同演进，共同发展。
困难的时候想想悲观者正确，乐观者往往会更成功，一会儿跟大家做更多的分享。谢谢！
于佳：大家上午好，我是来自启明创投的于佳。启明创投成立于2006年，包括美元基金和人民币基金，是比较早开始做双币基金的，我们是美元基金起家，后来在比较早的时间开始设立人民币基金，对两个币种在整个行业内的变化感受还是蛮深刻的。过往的16年，股权投资市场不断有一些变化，包括环境、经济以及其他各个方面，影响着投资。好在启明创投这么多年，不管在什么样的环境下，还是取得了一些成绩。
特别要指出的是，启明创投成立16年，人民币基金成立12年。元禾辰坤支持我们11年，从我们的第二期人民币基金开始，元禾辰坤就一直支持我们，我们相当于携手走过。启明创投到现在为止管理的资金总规模超过600亿人民币，前一段时间我们刚刚宣布美元基金完成25亿美元募资，第七期人民币基金也完成首关，目前签约将近50亿元。总体来看，在现在的市场环境下，也希望我们的进展和结果能够给大家一些信心。现在启明创投总计投资的项目将近500家，将近200家已经上市及合并等退出，包括在A股、港股、美股以及各个市场。
当然，现在市场发生的变化我们也感同身受，一会儿期待和大家共同讨论。谢谢！
王玮：大家好，我是德弘资本王玮，我们这个机构是一个又新又老的机构。德弘资本创立于2017年，是一家以美元为主的基金，目前管理超过50亿美元及60多亿人民币。为什么我说这个团队又老又新呢？ 1993年，我们的三位创始人在摩根士丹利私募股权直投部门开始做投资，管理最早一批相对规模较大的美元基金。从2017年成立德弘资本至今，我们一直秉承价值投资的理念，坚持自己的风格，包括以并购为主的多种策略。
在我们过去30年的投资经历中，经历过很艰难的时候，多次经济危机，金融危机，我们看到每一次危机背后都蕴藏着巨大的机遇。在投资行业里面其实最需要的就是这样一种态度，积极思考在环境发生变化的时候我们应该做什么，而不是说行业外在怎么看行业内的发展！
如何与多变的市场相处？
王兵：谢谢各位嘉宾的精彩发言。看了刚才的短片，我也非常感慨，变化是不可避免的，世界上唯一不变的事情，就是世界一直在变化。决定最终命运的不是变化本身，而是我们对待变化的态度。接下来的问题正是关于变化的。大家最近几年做投资的时候，一定有一个非常深刻的体会：很多行业受政策的影响非常大，尤其是美元基金投资的一些赛道。希望大家分享一下，你们都是如何考量政策风险的？投资一个项目或者分析一个赛道的时候，怎么预估或者判断风险的大小，以及如果出现风险怎么进行处置？
王吉鹏：因为长期在国内做人民币市场，我们发现政策对于人民币基金，无论是在融资、投资还是退出方面，长期有着很大影响。在退出端，2006年以来A股经历过几次停摆，现在这种情况基本不会发生，注册制推行以后使得退出市场越来越常态化。
在融资端，因为融资的政策大家经历过比较好的时间点，也由于资管新规进入过艰难的时刻。这两年更大的体感是政策对于投资的影响，很多GP，包括我们自己做直投，过去在投资报告中写入行业政策分析的内容，更多是出于报告完整性的考量，报告的重点相对还是落在了企业的基本情况、市场规模、行业地位、财务数据等内容。但是现在，行业政策分析在投资的过程中的重视度大大提升，甚至已经成为了前提条件，投资报告中说明企业的基本情况之后就会分析行业政策。
今天回过头来看，在制定整体基金策略的时候，首先考虑政策对于投资选择的影响，哪些行业可以做，哪些行业不能做；哪些行业适合人民币投资，哪些行业适合美元投资，这些选择需要基于对政策的认真解读和理解。过去LP和GP会聊融资、聊投资，现在大家更多的是交流宏观经济和政策导向以及对行业的影响。
总的来说，政策在投资中上升到了前所未有的战略高度，我们也在不断进行自我调整以应对政策变化。
邵俊：因为我们在讲置身事内，在国内投资，我们应该清楚我们拥有一个非常有为的政府，“看得见的手”比“看不见的手”要强大很多，在这样一个环境，做投资肯定把政策导向放在第一位。
其实最近几年很多赛道，比如教育培训赛道几乎团灭，团灭之后几乎不存在选择标的如何的问题，具体标的选择是第二层功夫，第一层是对政策导向的理解。答案并不是突然凭空而来，大家如果愿意好好研究一些政策，监管的要求是一而再再而三发出的，有些人可能还是过度相信资本的力量和市场的力量，忽略了政策的风险，教训还是非常大。
另外跟我们在座稍微关联度低一点的，对中国来讲大多数的投资品种就是房地产，也是一个道理，我跟很多房地产的老板几年前聊，都抱有一种侥幸心理，觉得现在只不过是黄金十年过去，未来还有白银十年，完全无视政策的变化，对风险一而再再而三的预警，其实真的要多学习政策和各种报告。当今做投资，要把政策的风险用大的黑体字写在前面，然后再看具体的尽调和行业风险，这个东西是要反复提醒自己的。
潘晓峰：我想从怎么应对这种政策上做一点分享，本人做投资以来经历几个大的板块，都是国家大力支持的，主要有： 1、新能源汽车； 2、太阳能、光伏；3、LED照明。这些板块都是国家政策导向非常清晰，而且是巨额补贴，在这样的情况下，不管是创业者或者机构，对于如何吃透政策，这是需要有些功力的。比如说，大家都认为新能源汽车大的方向不会变，但往往这里面容易犯的错误是过于激进和乐观，尤其在重金补贴情况下，很多企业是迈大步子扯到裆，再加上中国的政策经常会反反复复的进行调整，基本上可以说是以年为单位的在调整，所以我们看到的新能源汽车，如果把成长和发展的逻辑仅仅依靠政策是走不长久的。在这方面我们吃过亏，包括我们投过的新能源汽车企业，他们当时真的紧抓技术，但是把技术变为机构投资策略和公司经营策略执行下去的时候，我们认为自己的栽培会有结果的时候，结果发现政策变了，这样对于一个企业，我们就扯到裆了。
总结来说，大方向一定是围绕政策去做，具体到行业发展阶段，还是要回过头去看技术本身的发展，看市场的接受度，而且一定要对政策有所预判，尤其是强补贴的政策，因为这类政策会实时调整，吃到政策红利也是有滞后性的，这对做企业，尤其创新企业来说非常重要，我们曾经亲身经历过，在三个大的板块里面不是做的不好就是做的太急。现在经常会去跟大家总结，在理解政策的时候，我认为企业家要耐得住性子，尊重技术和市场自身发展的规律，看两件事情：第一是方向比力度重要，我们要往这个方向发展，但是切忌发力太猛，自身技术成熟度和市场成熟度有它自身的规律，并不是靠烧钱能够烧出来的；第二就是节奏要把握好。这是我从怎么样应对政策层面的理解，我们吃到过红利，也踩过坑，所以现在我们看到能源等等产业有重大政策调整的时候，我们会显得更从容一些。
于佳：不管是现在还是过去，政策的风险或者不确定性一直是我们非常关注的，会去做预判和应对。为什么在各种环境下，启明创投仍然能够长期持续做到现在，且业绩做得还不错？有几个原则，这几个原则深入到我们所有的投资策略和投资行为中，有一定的普适性，我总结有三点：
1、配置。启明创投成立到现在，一直是多策略配置，比如说医疗健康领域是我们主要的领域，另外科技及消费这个领域也是另一半“江山”，所以我们通过不同策略的配置来去应对各个行业带来的周期性变化，尤其是跟启明创投自身的策略比较相关。每一个赛道，我们通常会投一家企业，好处在于，如果这个赛道出现一些政策的风险，我们的损失也比较少。对于我们的挑战在于你只投一家，是不是真的投中了最牛那一家，难度会比较大，但从这么多年的投资结果看下来，我们的命中率挺好。
2、看本质。无法通过很多现象去做判断的时候，就把眼光放得更深去看本质。比如医疗，大家都说集采影响了整个医疗健康产业的发展，医疗健康的投资逻辑因此产生了巨大的变化。我们会问自己一个问题，是不是医疗健康就不能投，就没有机会呢？我们非常坚决地说不是，医疗健康仍然有很大的投资机会。这就是看本质的结果，中国人口老龄化速度在加快，医疗需求的盘子原本就很大，另外需求也在不断增长。有增长的需求，就要有满足需求的手段和方法。
为什么大家说过往的投资逻辑变了？以前看到美国好的药，好的器械，一些大的药企已经走出了一条路，他们是我们的指南针或者风向标，照着风向标去做，把药研发出来，拿到药证去销售，就可以获得很好的利润，原来都是这样一个投资逻辑。但是现在集采环境下，我们再用这样的投资逻辑，显然已经行不通了，公司再去做Me-too、Me-better，可能未来的风险就会比较大。我们在几年前就已经采取了这个策略，去支持真正在中国首创，甚至是全球首创的一些创新药，这样的投资策略其实就可以更好地应对集采。
比如我们有一家投资企业，针对呼吸道合胞病毒做出了新药，是全球第一家做出这款药的公司，对比而言，全球一些大的药企花费了几亿美元都没有做出来。现在产品还没有上市，已经有很多国内和国际大的药企，想要买下这款药中国以外的市场销售权益，且给出了非常优越的条件。这也让我们看到，其实未来无论是药、器械还是医疗各个相关领域，中国企业都要做真正的技术创新，真正的全球首创，要解决未被满足的临床需求，或者真正地去提高社会效率，能够达到这样的水平。
3、看长期。创投行业本身是一个非常注重长期的行业，是要去寻找未来五年内可能做到规模很大的赛道和行业。
从这几个原则出发，相对来说还是可以规避一些政策不确定性带来的风险。刚才几位嘉宾提到的，教育类的风险、医疗类的风险，我们其实都规避掉了，并没有对投资和业绩造成大的影响，在非常可控的范围。谢谢！
王玮：前面几位讲的，我深有同感。大家做基金就是要配置，通过配置的方式分散风险，这个道理大家也都在实践。补充一个不一样的角度，其实站在投资人的角度，政策风险，不止是中国，美国、欧洲、日本都一样，是全世界都有的风险。只不过过去几十年，大家可能习惯了非常稳定的政策环境，稳定很重要，因为站在我们的角度看，政策是具有双面性的，可以有利于也可以不利于行业，但是我们最怕的是突然发生变化。所以对于政策有一个宏观的长远判断能力是很重要的。此外，当你做了足够多的行业研究，做了足够多的基本面分析之后，会发现投资标的核心竞争力来自于自身运营的优势，品牌的优势，产品的优势，技术的优势，管理的优势，多种优势综合在一起，这样的标的就具备很强的抗风险能力。更重要的是不要有侥幸心理，我也非常同意邵俊总的观点，反思过去的投资，那些结果不那么好的，往往都存在侥幸心理。当你把所有的侥幸都放在一边，把所有政策长期的趋势都考虑进去，这个时候你会分析出什么样的结论呢？
第一，这个公司的价值到底是怎么样的？一切回到价值，你付出多少的价值投资了一个什么样的公司，什么样的标的！
第二，针对不同类型的投资要设计一个什么样的交易条款？这个条款需要具备强有力的风险控制，例如对赌或回购等。政策的风险就放在那里，政策的不确定性也放在那里。在当前行业的变化当中，好的投资人需要有定力，坚持筛选项目方法论，坚持定价的纪律，坚持交易结构设计的纪律，坚持积极的投后管理。在此基础上，加强在行业和标的上的风险配置，从而去有效化解风险。
邵俊：刚才各位讲的，主要还是着眼于国内的政策，目前现在的环境面临“脱钩脱轨”，但是脱钩脱轨更严格意义上来讲其实是“被脱钩被脱轨”，现在来讲美国很多政策可能对于我们整个的投资影响力甚至大过国内某些短期效应的政策。比如说美国前段时间出的《芯片法案》、刚刚出的《生物技术法案》，这些政策对我们的投资行为，将来的战略会有巨大的影响。过去美国一些政策对中国的投资也有一些影响，但是那些主要是短期影响。比如以前我们投光伏的时候，美国的《双反政策》曾经有一段时间也造成很大的波动和影响，但是现在脱钩脱轨的政策，限制的政策、“卡脖子”的政策是长期的，对我们投资而言，对这些政策风险重视的程度有时候甚至要超过国内的政策。
王兵：各位嘉宾讲得很好。我简单总结一下。
1.政策风险是真实存在的，做项目的时候也会花相当多的精力来分析这些。因为项目本身可能是微观的，但是政策风险是宏观的，在宏观有大的变化的时候，微观的东西本身价值可能就不存在了。
2.宏观并不是不可预测，对于单个项目，当然可以去判断。我们看中美关系的变化，包括国内一系列行业政策的变化，都是有提前量。大家如果花足够多的时间去分析宏观的东西，可能就会在一定提前量做出预判。
3.通过不同赛道的配置分散政策变化的风险。
4.项目本身的价值和政策风险都要去分析。项目本身的价值如果是一个绝对高壁垒，比如可以做全球市场，是全球领先，这样的项目在某个局部的政策风险会小很多。
我们选择与谁同行？
王兵：下一个问题可能大家也有所体会。有很多美元基金开始做人民币基金，美元基金跟人民币基金有很多方面不太一样，美元基金合伙人大部分有海外经历，海外留学、工作回来做美元基金，比较有国际化视野，也有一些国际化的作风。到开始做人民币基金的时候，很多方面工作环节的要求不一样，比如赛道会发生变化，原来是互联网和消费，现在更多是硬科技；第二个很大的变化在募资环节，如果做人民币募资一定有这个体会，美元的LP跟人民币LP各方面的要求都不一样。考虑到这些变化，赛道、募资、投后管理、对本地政策理解等很多方面的变化变化，大家怎么在工作流程和人员配置方面，怎么去做从美元基金到人民币基金这样一个变化的调整？谢谢！
王玮：我们经历了基金募集发展的全过程，从最早的美元基金，到2017年开始募集首期人民币，再到现在募集到人民币二期，德弘资本到今天为止还是同一组投资与投后团队并同时管理着人民币与美元基金。
判断什么样的人适合做投资，什么样的人能够创造更大的价值？一个十分核心的要素就是接地气！要了解本地市场，而不是你是谁，你从什么学校毕业，你在哪里工作过，这个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你是否真的有实事求是的精神去理解这个市场，理解你的标的，理解你覆盖的行业，比较扎实的去研究它。这个核心因素也跟我们机构的特点有关系。
首先，我们是比较长期的投资人，长期的原因在于单个项目投的比较重，投资的时间比较久，创造价值的方式往往通过帮助企业做很多实实在在的运营管理提升来体现。例如作为公司的控股股东或者作为公司重要的第二大股东。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就需要有一些非常实干的人，投资团队的人与投后团队的人一起帮助企业创造价值。
其次，有的时候我们需要帮助企业解决一些非常远离规律的问题。举例来说，我们投过养猪的企业，也投过医疗器械的企业。我们投的启明医疗原材料是猪心包，猪的心脏包膜。虽然中国是养猪大国，但需要系统性的梳理并建立可持续可追溯的生物供应体系，听上去挺高大上，实际上是非常接地气的事情。我们同事要去每一个养猪场实地考察，不论高低，大小，都要深入去谈建立什么样的体系和标准，这些都是从零开始的。不是坐在办公室里写写报告，做做分析，打打专家电话就能够实现的。但是这种事情的价值体现不是马上体现，可能做完之后三年五年，甚至更长的时间才能体现出来。我们的想法是去拥抱这样的价值，我们创造的回报其实来自于一件又一件这样的事情，我们在搭建团队的时候想要建立一支什么样的队伍来支持这样的策略，这是我们值得思考的。
于佳：美元基金和人民币基金在运营上有很大的差异。如果分成两块来看，比如投资团队和非投资团队，从投资团队的建设和选人标准来看，差异并不是特别大，基本上投资团队均来自于产业背景，更看重的是投资人是不是有这方面的专业技能、专业知识，以及在相关产业的工作经验。在启明创投最开始建立团队的时候，我们非常看重团队成员在中国市场是否有实践经历，也就是说对中国市场一定要了解，如果不了解是没有办法落地的。这是投资团队视角而言，个人觉得没有太大的差别。
非投资团队，投后包括融资、政府事务、品牌市场公关等增值服务团队，人民币基金和美元基金可能会有一些差异，比如融资上，美元有它LP、法律等各方面的要求，人民币基金有不同的要求。所以我们分两个团队，比如人民币融资有专门的人民币融资团队，美元有美元的融资团队，比如财务、法务也会分专门的团队，都是适应不同的环境和状况来形成的。总体来说，双币基金做了这么久，大家已经摸索出一些规律，哪些是大家可以公用和通用的策略，哪些是必须要分开才能把这件事情做得更好，所以我们也往这个方向持续在做。
潘晓峰：我们是从美元起步，其中有一段时间美元和人民币并行在做的，现在以人民币为主，我觉得差异是很明显，但核心的本质不会变，就像以前喝咖啡，现在改喝茶；以前抽雪茄，现在改抽卷烟；以前喝红酒，现在喝白酒为主。即便有变化，但是都是高兴和成瘾的事情，这个本质是不会变的。我以前是做美元，后来平行做，转过来现在人民币为主，我们在第一、第二阶段，我本人没有太多的调整，当时主体的基金主要是美元，人民币规模相当小，但美元和人民币平行来做，我们同一个团队就有两个不同的口袋，我们做到人民币第二期时，王吉鹏是我们的投资人，当时我们没有及时对人民币一些差异化有足够的重视，基本上还是按照之前讲的“硅谷的理念来中国实践”，因为投资人大部分是硅谷的，实际上找到一些共同点，他们怎么看这个市场，我们怎么看这个市场。我们退出当时想着美国的资本市场怎么退出，包括对回报的各种期望值，不单单是倍数，还有节奏以及容错的限度都是不一样的。相对来说，做美元的时候更纯粹一些。在前期，尤其在100%做早期的时候，不会特别焦虑于DPI，但是转过来人民币基金，因为投资人钱的特性变了，投资人的结构也在发生很大的变化。我们在人民币二期的时候没有做实时的调整，这样就带来了大家看问题的方式或者维度发生了变化，这也实际上给我们带来很多焦虑和压力，并且这个压力会传导给LP，尤其是在怎么看待DPI这个问题上，所以这个时候我们要很清醒的认识到我们为谁创造价值，我们这种平台的标准，做些改变，我觉得是可以通过策略的优化和调整来实现的。所以现在我们以早期投资为主的同时，也一定会做均衡配置，追求对DPI、IRR更均衡的需求, 适当的做些改变。
做投资很有意思，大家都说我们做时间的朋友，其实时间又是我们最大的敌人，而且时间根本不存在，世界上没有时间这个东西，变化是唯一的存在。我们最焦虑是期限，这是我们没有办法改变的。相对来讲，人民币的期限比较难谈得长，在市场上LP给我们八年期限，还是不错的，在这个限定框架下如何优化或者演变策略、具体策略和打法、配置上如何达到共赢的目的，是有一些不同的，需要对市场变化做出相应的调整。
尤其是现在大家看到的，做人民币基金和做美元基金不一样，每一支基金后面的LP基础，情况都是不一样的，我们更多的难处在于怎么样把这些钱拼起来。钱不少，很多，尤其号称的钱或者规模非常的多，就是拼盘比较难。而且大家都带着很强的产业或者本地产业发展的属性，这就要求我们做事情不能像美元那么纯粹，我们确确实实要考虑项目之外，或者我们投资的项目怎么去落地，怎么去契合LP在钱之外对产业的诉求，我觉得这一点在长期来说是互动的，而且会改变。大家都觉得反投压力很大，但我想对于这个事情的认知，会随着市场的发展变得越来越容易满足。同时，政府也在做调整，从这两年反投来看，对于比例和认定要求，政府更多的在看实质，看产业所在，不一定非得要求这支基金完成，所以我想这个问题会往良性的方向去发展。所以，我们要要求自己更多才多艺，在投资以外，我们要增加些考虑问题维度，在产业真正所需求的地方做些附带的工作，我们自己的团队配置上也拿一点时间出来做雷锋、做好事，相互协作，我认为这样还是能够走得更顺畅一些。
邵俊：关于公司人员配置，投资还是一个精英的事业，我们还是比较重视名校毕业作为一个基本条件，但并非充分条件。名校代表很多东西，思维方式，抗压力、竞争力等等，代表在他人生早期阶段经历过了严格的选拔。
但这只是起步，更重要的还是需要工作经验，我们这个行业基本上不太招应届毕业生，不管是再好的学校，包括很多朋友的孩子问我的建议，我也是建议他们深入行业里面去，或者到投行、咨询公司等等，从研究员先摸爬滚打锻炼。投资是一个最高阶段，如果从学校出来直接做投资，未必是最好的选择。刚才几位谈到实战经验和行业经验更加看中实践，其实前面学历只是基本的条件，至于海归不海归，这么多年之后海归已经常态化了，我跟我的联合创始人，我们也算是海归，但是我们这么早就归了，所以海归早就长出来裙边了。所以在国内的经验，尤其对人民币基金，对国内的风土人情、经验、跟各种人打交道、包括前面潘总讲的都非常感同身受，甚至还要有一定招商能力，来满足LP不同的需求，这些都不是学校能够教给你，一定需要在长期的社会实践。而且在这一块土地上的人生经验，才能带给你这样的能力，我们更看重他后面的经历。而且团队之间的经历希望不是同质化的，而是具有互补性，这样能够形成团队内的讨论和争论，真理往往越辨越明，这样一个搭配配置是我们比较看中的。
王吉鹏：因为我们2006年开始做人民币基金投资的时候，市场上几乎没有其他的人民币的基金投资人，所以当时跟德同资本、金沙江联合等等管理团队是以CJV的模式合作，我们出人民币资金，他们配美元资金，但还是一个本土化的团队，以本土化投资为主，招聘的是中国人，有着不同的教育背景和产业经验，在投资团队的人员配置上的差异是不大的，但是由于人民币和美元有着不同的法律体系、不同的框架，所以中后台团队会有比较大的差别。
讲一下这两年观察到的美元和人民币的变化。早期市场中国的股权投资是从美金开始的，到了2006年开始，一些人民币基金出现；2009年人民币基金的募资和投资首次超过了美元基金，所以那一年被定义为人民币基金的元年。接下来，上市公司、高净值个人以及政府相继入场做LP。很重要的一个时点是，2016年银行资金进入，以及各地的财政资金按照母基金或者引导基金的形式进入，使得人民币市场快速崛起，国内股权投资机构超过1万家，巅峰时期超过2万家，其中大部分的团队都是在本土做。
谈到人民币和美元基金的管理，目前比较稳定的模式就是One team Two fund，即一个团队管理两种不同币种的基金。
但是这两年人民币基金和美元基金的变化，在融资端体现出来的是LP的诉求和差异化特别大。美元LP的诉求可能相对比较简单，只要有一个长期稳定的不错的回报就会持续支持下去，融资进展也很快，规模也在稳步增长。而不同的人民币LP有着不同的诉求，有的要求回报，有的要求产业招商，有的要求战略协同，所以GP需要把各类LP的诉求融合在一起，最后基金整体的感觉可能跟最初的设定不大一样，在执行过程中也会出于DPI的要求受到很多限制。不过长期来看，过去几年大家都做的不错。
过去在大的趋势上，人民币和美元趋同，很多美元和人民币基金投资同一个项目，在海外上市。未来这种趋同会慢慢被打破，有的项目只能美元来投资，有的项目只能人民币来投资。也可能有团队会尝试Two team Two fund，因为LP不一样、投资的细分领域不一样，所以未来可能会有新的尝试和变化。
当下与未来
王兵：最后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70年代，美国硅谷科技发展很快，现在可以看到，美国头部的科技VC正是在那个时代成长起来的。今天的中国其实也是一个硬科技发展非常快的时代，大家想一想，你们觉得未来的头部基金会有变化吗？再过十年，硬科技的时代发展比较成熟以后，会看到新的人民币基金冒出来，还现有的头部基金持续在头部？第二个问题：简单讲一句话，讲讲今年的感受，因为今年是变化特别大的年份。
王吉鹏：资源持续向头部基金聚集的同时，也还是有可能发生新的变化。从母基金的角度来讲，因为需要配置到不同的GP，所以我们也希望看到变化。比如早期科技型投资；比如随着投资人年龄的增长产生了代际差异，年轻的投资人在新的领域能够更好地理解年轻群体的认知和想法。我们也很欣喜地看到有一代一代的新的创投人出来，从产业中走出来、创出来，最后能否做大，一方面看资源禀赋，另一方面则需要把握住技术突破的投资机会。今年的感受，大家都在放缓节奏，平复心态，我们谋长望远，未来还有更好的时间。
邵俊：随着整个大环境的变化，现在处于百年难遇的大变局，这个行业的头部机构肯定会发生重大的变化。市场上的基金主要有三种：美元基金，是行业的鼻祖和发源地；本土化市场化基金；还有就是“国家队”国资基金。过去头部机构90%都是美元基金，到现在大的头部机构、掌握最大资金和最大影响力的渐渐变成了国家队为主。但是未来之路，前面讲到一些“卡脖子”的问题，脱钩的问题，光靠国家队也有很大的问题，因为整个机制对风险天生具有排斥性。未来投资恰恰要探索无人区，探索硬科技风险很高，未来有国资的资源，加上市场化民营GP的能力来配置，有望形成新的投资头部力量，无论于国于民还是对未来很多产业发展都有很大的好处。
今天这个主题我特别喜欢，我们都是局内人，更多还是要冷静的思考。而且还要练深蹲，为了将来机会成熟的时候，更高的跳跃起来。
潘晓峰：我认为头部基金还是有变化，并且是比较大的变化。中国人相信“江山代有人才出”、“王侯将相宁有种乎”，市场在变化，年轻人成长非常快，在很多机构里，从单一策略、多策略，可能就会裂变出很多好的机构来。这两年我们也看到市场上确确实实成长起来很多相当好的机构，但还没有形成稳态。可能从机构角度来说，可能也到了一个要考虑的阶段，除了自己的理念、能力建设之外，要开始考虑传承的问题，这是很现实的。刚才王吉鹏讲了，老一代的合伙人慢慢的变老，新人在成长，新人需要空间。那么如何代际的传承，这可能是影响一个品牌非常关键的点，国外也有很多好的机制和经验。
看当下，回到刚才讲的有那么多不确定性，我们总是讲悲观者正确，你就会抱怨，乐观者往往更容易成功，我们想面对。谢谢。
于佳：对比美国创投领域的情况，有一些投资机构确实做了四五十年，仍然保持着很好的状态。中国股权投资领域起步的时间毕竟还短，未来中国一定会有机构的表现持续出色。确实像刚才各位嘉宾讲的，行业未来肯定会有很多的变化，有的会被历史长河淘汰，有的会持续地生存发展。归根到底，大家无论是如履薄冰，还是脚踏实地，都是希望能够不断地适应环境，掌握适合自己的打法，这样才能真正走在前面。
王玮：记得曾经看到过Financial Times的一张图，就是把各种不同类型的投资人在穿越周期过去20年的回报画了一个曲线，你会看到Buyout Fund, Growth Fund 还有 VC 三条线是一直在变化的。套用一句话，今天这个时代，唯一不变就是变化，如果要适应现在的变化，成为下一个十年、二十年，三十年头部的机构，我们需要拥抱这些变化。
我们看到一个很大的变轨，中国宏观经济的变轨，从原来高速成长高个位数的GDP增长，我们认为是个常态变成了低个位数增长的状态。在这种变化当中，对于投资策略、资产类型，都会有很多深远的影响，变成宏观增长的趋势会被一些个别的，超越行业，超越宏观的增长机会所替代的，也是看到像并购的政策、大比例参股的策略，推动公司运营提升的变化，创造价值的模式，也会赢来它的一个机会。常常套用一个观察，自70年代以来，美国经济的高速增长，变成慢慢回到低速稳定的状态，从原来大的高歌猛进各个行业都在突破，变成一个长期调结构的状态。而正是在这段时期，并购策略迎来高速发展。
最后一句话，当你真正置身事内的时候，观察这个变化，拥抱这个变化，我们才有机会。因为大家的业务都在国内，团队可能大部分在国内，我们非常希望中国好，希望中国的经济能够持续的发展，这样才有更多的机会。如果往未来十年看，现在也许是最好的投资机会，最好的项目往往是在这样的环境下发掘的。
王兵：谢谢，感谢各位嘉宾今天非常精彩的发言，有很多非常深度的思考。总结一下，虽然现在短期之内面临非常多的挑战，但是长期来讲，一定是看多中国，因为中国有全世界最好的工程人才基础，也有全球单一市场是最大的市场，有这些基础，相信我们未来会诞生很多非常伟大的科技企业，也会有很多新的优秀创投机构出现。谢谢各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