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经车
高考后的第七年，只要若冰回到鸡娃盛地的浙江老家，「市理科高考状元，省高考第二名」还是每每遇到亲戚朋友时逃不开的话题。
不出意外，这个标签会与她的人生绑定在一起，长久活在审视之下——人人希望他们走上巅峰，证明鸡娃的有效性；人人又不希望他们成功，以佐证应试教育的片面性。
在这种矛盾中，小学起为了高考从没休息过一个假期的若冰，曾以为付出代价上了清北一切就会好起来，却发现鸡娃的负面影响如同风平浪静下的暗涌，一次次将想要出海的她推回到岸边。
疯狂的那6年
「你现在不争分夺秒，就在浪费时间，耽误人生，以后一定会后悔!」
这句话几乎内化进了我的潜意识。
人生的前18年里，我成长于中国南方一个经济相对富庶的小镇。高考那年我发挥超常，成为市理科状元，进入北大商学院就读。但在北京求学的7年里，我一直在想，我心中「好的教育」到底是什么？
回想当年，在我生活的小镇里，学习是一个小孩唯一需要关心的事情。
从初中开始，一到教室，我便进入全身心学习的状态，既不发呆也不和同学们插科打诨，像是有一根无形鞭子在背后恐吓着我。
学校规定了中午一小时的午睡时间，我顶多闭目养神15分就开始心神不宁，总觉得有什么事情待着我，总觉自己学得不够多，学习的唯一动力服务于最终目的——高考。
我就读的中学是一所理科强校，每年高考可以出十几到二十多个清华北大，而且校长当时正在努力争取让这个数字年年上涨。
我们班作为优中选优的尖子班，不仅需要在初中超前学完高中的内容，高中超前学完大学的内容，还要在数理化生全面加深难度，以应付各种竞赛考试。
当时，这种考试的名次可以换取清华北大的录取门票。
大量的课程内容通过更多时间投入来实现。
我记得小学毕业的那个暑假，原本以为可以度过人生中最快乐的一个悠长假期的我，只玩了两个星期，就提前进入初中参加说是「夏令营」实则补课的补习班了。
此后，我就再也没了任何假期。
对于我来说，这六年里，我拼命地读更多书，刷更多题，花更多时间学习，秉持着一种奥运会「更高、更快、更强」的精神，以为这样做到极致就能够开花结果。
我也是极为幸运的。有那么多的人和我一样拼命学习，但最后第一名也只是寥寥几个人。进入了中国最好的大学、录取分数线最高的专业。
■高考报名人数突破了一千万，清北每年招收本科生不过7000余人。
我也曾以为，那段灰色的初高中生活虽然牺牲了六年青春，但为我带来了进入名牌大学的机会，总体上有个好结果。
我慢慢也发现，它给我带来的负面影响也延伸到了日后的生活。
正常VS异类
高中时期，我的精神状况并不算太稳定。
每天早上6点出头起床，惺忪着睡眼洗漱完，直接去教室早自习。食堂早餐难吃，也为了节约时间，我直接跳过了吃早餐这一流程，只在饥饿时拿点面包饼干充饥。
感到孤独时，我就一个人跑到操场上去绕圈，最好是在黑夜，那样经过的人就不会对我发红的眼眶感到奇怪。晚上熄灯后睡不着，我便在心里唱歌给自己，直到悲伤的情绪上头，把自己给纠缠疲惫了。
■李雪琴说自己得抑郁症的时候是对北大最失望的一次，名校生患上抑郁的比例越来越高。
那时我常梦见考试，坐在考场教室里，头顶风扇呼呼睡着，汗水仍然濡湿了后背，双颊通红。梦中从来没有考试结果，只有那个令人煎熬的、重复的、仿佛永远不会结束的考场。
那场景直到高考结束后多年还频频入梦。
学校里不乏精神异常的学生，最严重的可能选择死亡。学校并没有心理医生。心理压力过大的同学更是比比皆是，有人求助家长或老师，极少数人会求助医院。
后来我才了解到，有一出学社这样接收暂时无法适应学校生活的特殊教育机构，可以让孩子们学会正确面对生活中的种种压力，与身边的人正常相处，相对客观地看待自己与他人，积极地自我探索，并为自己的未来负责。
■一出学社创始人是毕业自清华的任竹晞：““所谓最好的教育，也从没教我们认识自己”。
但在普通学校里，只要你在哪个方面是「特殊」的，你就会成为「异类」，会被老师或家长责怪。
学校不会教授你除了考试以外的任何技能，而很多家长自己都没有习得保护自己心灵健康的能力与积极生活的价值观。
「无法享受生活本身」变成了我日后很长一段时间的顽疾。
吃饭只是为了提供营养，填饱肚子，其过程是不重要的，也是不需要享受的；休息是为了更好地学习，如果身体足够支撑下去，那就不必休息。
这种人生观延续到了如我一般大多数人的成年——人生就是一场长跑，处于无尽的与他人的比较中，我们的目标就是那唯一的「成功」，而这个过程中，我们对自我的认可只来源于超越别人，赢过别人。
当人生成为一场竞标赛以后，不管是谁，上没上好大学，找没找到好工作都无法停止争战，更无法享受这个争战的过程。
不是吗？
从童年开始，家长和社会就会做比较，即使不在口头上表达，但免不了心里暗暗着急；在学校里，有成绩单、排名，有老师偏爱的与头疼的学生。
而进入社会以后，比较项则从学习成绩扩大到了身高、外貌、体重、家境、工资水平、车子、房子、孩子上的学校、头发的稀疏程度……
创新教育是答案吗？
进入大学以后，我才发现只会学习显然是远远不够的。作为一个「小镇做题家」，我一度认为社交是不重要的。我不擅长，更无法享受那个过程。
除了后天努力，每个人的人生轨迹被种种结构性的社会因素所局限着，个人努力往往难以打破这种框架，能起的作用太小了。
■推荐纪录片《真实成长》。
城市孩子虽然并不天然懂得布尔迪厄所论述的社会资本理论，但却从成长经历中谙熟了一套可以积累更多社会资本的交往模式。又或者说，那是一套城市化的、精英的交往模式，而成长在其中的人自然更娴熟。
就像北京大学教育学院副院长、教授刘云杉在接受界面文化采访时曾经说的那样——
什么背景的人都可能考高分，但打入一个圈子并在其中应付自如，和所有人得体地相处并且成为核心，这是困难的。
2020年底，我曾有幸以实地体验的记者身份在以创新著称的北京国际高中住了几周。
那段时间，我几乎不落下每一堂应用哲学课——高中生的他们已经开始学习把西方哲学应用到具体生活实践中，而上大学才自学接触哲学的我，高中时对西方哲学的印象只是苏格拉底和柏拉图的雕塑头像。
■一所国际高中10年级的课程设置
我很羡慕他们的教育模式。
学生可以在里面自由探索自己的天性与爱好，从事自己感兴趣的事情，关心和参与真正重要的事情，而不是将青春耗散在刷题上。学生在一定程度上较早地社会化，见识过更多世面。
但真正走进深入了解后的我也意识到，创新教育因其小众，无疑也是精英的，教育需要成本的。
即使是在尝试创新教育的、教育理念较为先进的家长，也很少有人可以摆脱对结果的期待，只注重过程。有一次，我遇见一个担任社会合作课程老师的家长，在课后对着孩子们滔滔不绝，说托福考试要好好准备，高一要考到多少分，高二要考到多少分。
他们和为了高考为孩子们拼命报辅导班的家长们有什么区别呢？
在你追我赶的社会里，中产阶级们也在拼命维持着自己的社会阶层，试图为孩子复制自己的社会地位，并巩固自己的阶级遗产。
《出身》作者劳伦·A·里韦拉说：「对一些人来说，学到精英文化是用很大代价换来的成功；但对另一些人来讲，这只是一种继承。」
数据调查发现，无论在今天的美国社会还是中国社会，往往是富裕家庭的孩子获得高薪的职位。阶级跃迁的神话在我们这一代变得越来越不可及，而当每个人还沉浸在成功学的幻想中，就会被压得不堪重负。
走出洞穴
曾经有一段时间，我对研究教育十分痴迷，在学校里修了《教育社会学》的课程，又读了各种教育学的书籍，甚至一度想投身于中国的教育事业。当然，不是K12教育，而是素质教育、创新教育、全人教育。
现在想来，这种热情像是对自身教育经历缺憾的一种补偿——既然我自己侥幸从那个僵化的高考体制中存活下来，那就努力去领人走出洞穴来，哪怕是一个两个也好。
醉心于反思教育体制的过程也是我反思自己成长经历的过程。
它可以称得上是一场自我救赎。
■《真实生长》里从北京十一考进北大的周子其的采访
今年暑假，我刚去了云南大理，参观了云朵自然学校。
正值大理七月的雨季，孩子们穿着雨靴，在松软的青草地里踩呀跳呀，沾得了一鞋子的泥，和老师们一起玩得不亦乐乎。
带孩子一起来大理的家长除了为孩子的教育，更多还是为了自己——为了追寻一种更注重生活本质的、有投入有产出的做工的人生。我暗自想，以后有了孩子，也一定要让他们充分地体验人生。
但是，在那之前，我做好成为一个能够宽容接纳、远离功利心的家长的准备了吗？
■北大妈妈鸡娃鸡进了藤校康奈尔，但女儿却一再想「逃离」妈妈的控制，剪短染红头发放弃稳定的工作做「网红」，也在治愈自己。
现在回到老家的小镇时，我跟着妈妈见到亲戚朋友时，仍然会被称为「那个读书很好的孩子」「高考状元」。
20岁左右的我当时对这种称呼很反感，会激烈地反驳「不要这样叫我！」但我渐渐开始接受这种刻板印象，并且承认高考前的那18年在我身上留下的深深烙印。
在这段过去里，高考对于他们又是如此重要，这也是整个系统决定的。
只不过，自高考后，我慢慢地在打破家人为我塑造的理想形象，做许多不同的探索，在不以分数高低评价的真实社会里经历人生的种种失望。
而离开生产罐头的生产线意味着我离世俗定义的成功可能越来越远，但我却开始敢享受人生的细微快乐了。这一点毋庸置疑。
文章来源于谷雨星球 ，作者若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