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经车凤凰网财经讯 12月29-30日，由凤凰网主办、凤凰网财经承办的“2022凤凰网财经峰会”召开，本届峰会以“中流奋楫”为主题，盛邀政商学界近40位顶级嘉宾，就当前复杂局面中，如何激发经济活力，如何促进民营经济发展进行深度探讨，为全球及中国经济发展建言献策、贡献力量。
近期，中美审计底稿的合作进展引起各方关注，随着合作的逐步推进，中概股的危机解除了吗？
国际独立仲裁员、中国最高人民法院国际商事专家委员会委员陶景洲在“破浪前行—中国品牌出海新机遇”对话环节表示，中概股的危机会随着允许美国审核会计底稿得到解决。
陶景洲表示，不同意把所有的中概股全部回归港股或者A股。因为港股和A股市场比较小。只有在像纽约证交所这样的大的资本市场，对中国企业的发展才是最有利的。现在达成这种妥协，使中概股能够重新的在美国证券市场站住脚，是最好的方案。退居港股或者是退回A股，是不得已而为之的办法。
以下为嘉宾演讲实录：
很高兴参加2022凤凰网财经峰会，今天让我来说一下中国品牌出海的问题。在过去几十年，我一直在帮助中国企业，在海外做兼并收购和建筑工程、矿产开发等方面的业务，有一些自己个人的体会想和大家分享一下。中国企业在海外的兼并收购和投资活动，最发达的年代应该是2012年之前。特别是在2012年，中国民企在海外的兼并收购，占整个中国在海外兼并收购的60%以上。
民营企业在海外的蓬勃发展，给世界创造了一个特别强烈的印象。当时很多的国家感到，是不是中国的企业也像日本企业一样要占领全球市场。可惜这个趋势没有持续下来，在之后的若干年，中国企业从海外兼并收购中的先锋队，变成了一个普通的操作者。
总结这些方面的经验，我感到有那么几个方面我们中国企业需要注意。一个就是，在做兼并收购项目的时候，一定要有理性和务实的目标，而不能好高骛远，要脚踏实地的来去做国际兼并收购的项目。因为海外的兼并收购风险很多，有政治的、军事的、经济的、文化的、宗教的、法律的、商务的等等。对于所有这些风险因素，我们在出海之前是不是已经做了充分的评估，做了充分的准备，这是需要来认真坐下来讨论的问题。
在做这些项目的时候，要有详实的尽职调查，要对这个国家、国别方面，对这个企业、对这个行业、对整个世界的布局有一个比较清醒的认识。不能志在必得，在必要的时候，应该考虑退出，要毅然的退出这个项目。因为做一个项目未来可能是十年、二十年都要和这个项目来去打交道，这中间很多的风险，如果不在前期做好准备，就可能会要付出比较惨痛的代价。详实的尽职调查就是要把困难想的多一点，把可能出现的问题预测的多一点，才能够少走弯路。
另外，我们需要做好的就是要有坚实的合同安排。因为在一些欠发达国家，很多的企业认为，只要当地的政府官员答应了这样那样的事情，将来就好办。但他们政府的更替、法律的变化，以及执政党方面的变化，都可能会造成新官不理旧账，可能会对我们过去的项目，重新提出挑战。为了避免这种情况，需要做的就是有一个比较好的合同，在这些合同里边，要对双方的权利义务做出特别详尽的规定，要对交割的先决条件，做出特别详细的财务上的、商务上的
人事上、税务上。做比较周密的安排。
交割之后是不是有价格的调整条款，以及怎么调整，也是在合同中需要认真处理的问题。当然还有一个，交割之后是不是还有一个退出机制，还是不能再有退出的机制了。还有就是未来如果发生争议，到底应该去当地的法院去处理，还是应该交给仲裁去处理。如果是仲裁，是在当地仲裁？在中国仲裁？在第三国仲裁？应该怎么去做？都要在合同里做出相应的规定。因为丑话必须要说在前面，困难一定要在想在前面。只有我们在签署合同的时候，对这些未来的争议，以及争议处理的办法，做出了有拘束力的安排，才会使未来我们有争议的时候，能够顺利的去解决相应的争议。
我从事国际上市仲裁30多年，你说的再好最终还是要合同发生争议的时候，有一个独立的裁判者来最终拍板。在选择未来的裁判者方面，我们一开始能够比较容易的达成协议，之后可能就会有这样那样的问题，很难去再去做出比较，双方令人满意的安排就不太可能了，所以我们必须要前期的做好这些工作。
我的观点是，在所有的对你权利义务的保护上来说，来自总统的、总理的、部长的，这样那样的许诺，都没有合同的这种保护来得更有效、更持久、更长期，更具有可预见性。这是我们这个中国品牌，走出去的另外一个需要注意的问题。
在过去几十年，我发现对于到发展中国家，或者法治欠发达的国家去投资，相对来说前期是比较容易进去的。但是进去之后，可能会有这样那样的问题。相反对于西方发达国家，进去之前是很难的，因为这中间有工会的介入，法律的这样那样的限制。所以，要真正的达成一个和议，需要漫长的谈判时间。但是你谈成之后，相对来说就比较顺利了，就不会有这样那样的变更了。
但是最近几年，有了一个新的变化。就是说，即使是在西方发达国家，有了好的合同，也得到了相应的各种反垄断审查，国家安全审查。但是也可能会有一个，需要退出相应项目的这样一个事情发生。比如说前不久在加拿大的两个项目，以及在英国的项目，在西方国家谈成之后，就可以一劳永逸的这样一种情况，已经发生了变化。那西方在对于经济安全审查，国家安全审查上，可能会趋于更加的严格。中国企业在这方面，也在未来的和西方的这种企业签署合同的过程中，一定要把这样一个因素考虑进去。以便在未来真正的被逼的退出相应的交易，或者是被征收征用，或者是被国有化等等的情况下，能够得到及时充分的补偿。这样才可以最大限度的保护中国企业的经营权益。这就是我想就中国品牌国际化，所要说的几个方面的问题。
因为任何一个企业，都具有这样一种对外扩张的这样一种需求。中国企业肯定会越来越国际化，我们在国际化的过程中，过去走过一些这样那样的弯路。我希望，在未来中国企业国际化的进程中，能够吸取过去的经验教训，少走弯路，顺利的在国际市场上进行经营活动。好，谢谢大家。
主持人：最近几年，无论是互联网领域TikTok并购案，还是芯片领域某些国家，对于中国企业国际并购的种种限制，感觉中国企业走出去面临的困难越来越多。那么到底是中国企业做的不够好，还是某些国家心存刁难？我们中国企业走出去最容易犯的错误是什么？
陶景洲：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问题，我想可能有两方面的因素，既有我们中国企业需要做好的方面，也有一些外国政府在故意的刁难，或者说有巨大的这种制度性的歧视心态。他们总感到，中国政府有一个无形的手，在指挥着这些中国企业渗透到各个领域，所以他们对中国企业的戒心变得越来越大。反过来说，从中国企业本身的方面，我们一开始可能在这个信息的披露，对于当地政府让我们提交的这样那样的问题单的答复上，有不够明确的方面，增加了他们在这方面的戒心。所以这两方面的因素可能都有，当然最主要的还是因为我之前提到过的，他们对国家安全方面的戒心越来越高。那么由于中国这种意识形态上和他们的不同，所以对我们可能有更多的特别的关照。
主持人：好的，第二个问题。随着中美审计合作的进展逐步推进，中概股的危机已经解除了吗？您建议不建议中概股回归港股或者A股？
陶景洲：中概股的危机，应该会随着允许他们审核会计底稿，有很好的解决方案。我是不同意把所有的中概股全部回归港股或者是A股，因为港股和A股毕竟市场比较小。只有在像纽约证交所这样的大的资本市场，对中国企业的发展才是最有利的，所以现在达成这样一种妥协，使中概股能够重新的在美国证券市场站住脚，对我们来说最好的方案。而退居港股或者是退回A股，是不得已而为之的办法，如果能够继续保持中概股在美国资本市场中的地位，应该是最佳的方案。
主持人：最近有很多观点说，全球化已经终止了，作为国家商法领域的资深从业者，从您的亲身感受来讲，全球化的进程结束了吗？
陶景洲：我不认为全球化已经结束了，我只认为全球化被重塑了。它是由于新冠疫情，由于各个国家表现出来的这种民族主义，由于俄乌战争等等这方面的因素，造成了需要重新调整在全球化中的各种资金、人员、技术方面的配置。它不是一种终止，而是说应该在这些新的、各种各样的政治经济因素的基础上，来重新构画一下国际分工、重新来构画全球化，它不是一个终止，而是一个重塑的过程。
我相信，随着新冠疫情逐步的结束，各个国家在全球化中的这种分工的地位，可能会有一些巨大的调整。因为新冠疫情造成全球供应链的中断，给了大家一个wake up call，他们感到可能需要对这些很难预料的因素，这种不可抗力应该做出相应的安排。
在法律上，在生产环节方面，都有相应的不同的选择方案，以便不会造成供应链的中断，造成这种整个资金的紧张，造成这种人员的这种不能流动等等这方面的情况产生，所以我对全球化还是抱有充分的信心的。
.jp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