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经车约翰邓普顿爵士生于1912年，比巴菲特大18岁。他开创了全球投资的先河，先后投资了日本、韩国和中国香港，都取得了非凡的投资业绩。许多投资者害怕股市的波动，现代投资组合理论甚至用波动来衡量风险。价值投资的鼻祖格雷厄姆认为“波动是我们的朋友，而不是我们的敌人”。约翰就是这样一个把股价波动当成朋友的投资先锋。他冷静地看着投资大众情绪的上涨或下跌，小心翼翼地进行着他所谓的“多一盎司”的事实核对工作，以寻找回报巨大的投资机会。自股市诞生以来，投资者的极度乐观和极度悲观就一直相伴而生，反复交替。1929年，在约翰进入股市之前，极度的乐观情绪将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推高至380点，随后出现了股市的黑色星期二，随后是10年的宏观经济萧条。大萧条时期，极度悲观情绪将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推低至42点，较峰值下跌89%。尽管此后宏观经济环境一直不尽如人意，但股市的极端状况终将得到纠正，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从1932年的最低点上涨了372%，达到1937年底的197点。这个场景和我们2008年、2009年经历的中国股市很像。到1938年，美国经济出现复苏迹象，但这种复苏因为欧洲的战争而受到质疑。当时，人们普遍认为这场战争会使美国经济重新陷入衰退。投资者的悲观情绪导致美国股票遭到抛售，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从1938年的高点下跌了49%。约翰没有盲目相信战争会拖垮经济，而是研究了美国内战和第一次世界大战。他发现战争大大刺激了对商品的需求。同时，生产出来的商品需要美国各地运输，包括铁路，所以铁路运输和其他相关上下游产业才会繁荣。约翰这时候做了一个大胆的决定：借钱买股票。比决定借钱买股票更大胆的是，约翰买的股票不是那些历史业绩好的公司，而是那些已经破产或濒临破产的边缘化公司。这其中的原因来自于他对美国战争史的研究：美国历史上曾经实施的战时税收政策。经营良好的公司因战时经济繁荣而获得的额外收入，将由政府按高达85%的所得税税率征税；过去亏损的公司不需要交这种税，因为现在的利润需要弥补以前的亏损。书中提到的一个统计数据显示，1940年以前经常亏损的公司，在1940年以后的5年里平均增长了10倍，而1940年以前从未亏损的公司，5年里只增长了11%。由于他购买的公司质量不佳，为了分散风险，约翰购买了104家公司的股份，最后其中37家公司破产。虽然邓普顿认为分散投资有其优势，但他从不排除集中投资，有时他持有的股票不超过10只。所以我们做投资的时候，不能教条式的理解巴菲特的集中投资理论，要看具体情况。约翰不仅在公众最悲观的时候买入，而且在公众最乐观的时候做空。在2000年互联网超级泡沫的时候，当人们还在不断批评沃伦巴菲特和老虎基金的朱利安罗伯逊落伍的时候，约翰挑选了84只高科技股票，每只股票做空220万美元，赚取了巨额利润。那么他选股的标准是什么呢？或者来自他对市场的研究。在美国，股票上市后有6个月的锁定期。他发现，高科技公司上市后，公司管理团队在锁定6个月后，迫不及待地卖掉自己的股票，拿钱走人。约翰的选股策略是寻找那些IPO价格上涨3倍的科技股，在原股东锁定期到期前2周内做空这些科技股。
卖空一直被认为是一种困难的投资活动。做空不仅需要对基本面的深入研究，还需要对交易时机有更准确的把握。对股票价格运动的统计表明，股票价格的波动不服从正态分布，但经常出现肥尾现象。也就是说，很多股票的底部非常清晰，跌到一定估值水平就不再跌了；当股票上涨时，很难说它会在哪里结束。以上现象对于价值投资者来说是好事。低点买的股票就算不涨，也不会亏，只要持有，总有涨的一天。但这对卖空者来说是一个严峻的挑战，因为我们不知道股票会止于何处。如果在做空的地方继续翻倍，那本金就全亏了。更可怕的是，翻倍后还可能继续上涨。约翰是如何把握做空卖点的？当最后一个股东决定卖出股票的时候，当所有的卖家都消失了，只剩下买家的时候，就是极度悲观的时候。相反，当所有的买家都已经进场，只剩下卖家时，那就是极度乐观了。2000年3月10日，纳斯达克指数创历史新高，达到顶峰。那天的《华尔街日报》有个标题：保守投资者跃跃欲试，科技股不是昙花一现。这篇文章表明，最后一批买家已经进场，舞会即将结束。利弗莫尔有一个类似的判断顶尖的标准：当擦鞋男孩向他推荐股票时。股票市场是商业活动的产物。工业化的进程加快了商业活动的频率，也给股市带来了很多泡沫的成分：美国股市经历了铁路、无线电通讯、汽车、电视机、互联网等泡沫。最近，它刚刚经历了房地产泡沫。泡沫终究会破灭，低估终究会回升。这就是万有引力定律一样的平均回归过程。邓普顿爵士有一句我们都知道的名言：“牛市在悲观中诞生，在怀疑中成长，在乐观中成熟，在兴奋中死亡”。其实背后有句话叫“最悲观的时刻是买入的最佳时机，最乐观的时刻是卖出的最佳时机”。最后，我用邓普顿爵士的一句名言来结束：人们总是问我，最好的前景在哪里，但事实上这个问题是错误的。你应该问：最悲观的前景在哪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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